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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花木

字潤沅、沅叔,別號雙鑒樓主人、藏園居士等。光緒進士 。先緒二十四年入翰林院爲庶吉士 。辛亥革命時,曾參加唐紹儀和談代表團。民國六年十二月任王世珍内閣敎育總長。五四運動中,因抵制北京政府罷免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命令而被免職。民國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馆馆長。辛亥革命後,開始大量收藏古籍。因購得宋、元兩部珍版《資治通鑒》,故名其藏書處曰「雙鑒樓」。晚年所居有山石花木之勝,取蘇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名之曰「藏園」。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秋曾赴日本搜訪中國古籍。生平藏書達二十餘萬卷。著有《藏園瞥目》、《藏園東遊別錄》、《雙鑒樓雜詠》等。 鴛鴦蝴蝶派:滋生於半殖民地「十里洋場」上海的自然主義文學流派。成型於清末民初,盛行於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前後。因作品多屬描寫鴛鴦蝴蝶式的新的才子佳人的愛情而得名。又因民國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至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期間辦有《禮拜六》周刊,又稱「禮拜六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徐枕亞-吳雙熱、李定夷、張恨水、周瘦鴉、包天笑等。主辦刊物有《民權素》、《小説叢報》、《紫羅蘭》、《小説時報》等。其中少數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軍閥的橫暴和相親的黑暗,但多數作品内容庸俗,思想空虛。 該流派主張文學的娛樂性、消遣性、趣味性,商品化的創作傾向爲其重要特徵。因它在社會上的影響相當廣泛,五四運動後,新文學倡導者曽予以批判。 火燒趙家樓:五四運動中北京青年學生的反帝愛國活動。民國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五月四日,北京三千多名學生舉行示威遊行,一致要求懲辦親日派官員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遊行隊伍前往外國使館區示威,當到達東交民巷西口時,外國巡捕無理阻棚。學生們義憤填膺,轉向東城趙家樓胡同的曹汝霖寓所,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並放火焚燒曹宅。北洋軍閥政府派出大批軍警,鎮壓學 生的愛國運動,捕去學生三十二人。第二天,北京學生遂舉行總罷課。 語音學:研究人類發音的一門科學。包括語言的解剖、神經學和語言病理,邋有語音的發出、分類以及理解。語音學可分爲發音語音學、聲波語音學和聽覺語音學。在牽涉到機械或電子器材的應用上,語音學又可分爲實驗室語音學、實驗語音學和儀器語音學。善後會議: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京政變後,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入京共商國是。十一月十日,孫氏以中國國民黨總理的名義發表《北上宣言》,重申對内召開國民會議,謀求中國的統一與建設.,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軍閥賴以爲生之帝國主義的主張。

學識淵博

沈曾植,浙江省嘉興縣(今嘉興市)人。字子培,號乙貪,晚號寐叟。光绪進士。歷任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總理衙門章京、安徽提學使等。喜關心時事,議論朝政,提倡西學。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因怒朝中權貴,託病辭官居上海。辛亥革命後,曾爲文攻擊共和政體,力主清帝復位。民國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張勳復辟時,授學部尚書,事敗仍歸上海。其學識淵博,書法最負盛名,在刑部任職十八年,專研古今律令書。爲學兼综漢、宋,尤深史學掌故。後專治遼、金、元三史,及西北輿地、南洋贸遷沿革,被清朝遣老們一致推崇爲光、宣之間的「碩學通儒」。 蔣汝藻,浙江省烏程縣〔民國後改爲吳興縣,即今湖州巿)人。字元采,號孟蘋,別署樂庵。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舉人,宣統中以捐貲官至學部總務司郎中。家世多富藏書,太平天國時喪失大半,故頗留意故家典籍之收藏,先後又得四明范氏天一閣、湘潭袁氏臥雪廬、同邑吳氏兩橐軒等家散出之書,不數年,藏書便富海内。其書齋相繼名曰傳書堂、密韻樓。 陸心源,字剛甫,號存齋。因請顧亭林〔炎武)書,仰慕其爲人,故而把自己的書齋題名爲「儀顧堂」。清咸豐、同治年間,陸氏宦遊江南,正值太平天國之亂,江南私家藏書纷紛散出,他廣爲收購。個人藏書最盛時約在十五萬册左右,以「^宋樓」儲宋、元舊刊,以「十萬卷樓」收明代及明之後的祕刻暨名人手寫本等,以「守先閣」藏尋常刊本。與楊氏「海源閣」 、丁氏〖丁丙)「八千卷樓」、瞿氏「鐡劍銅琴樓」齊名, 並列爲清末四大藏書家。 版本,泛指一切在書寫、印刷及装訂等方面顯示出不同特點的圖書形式。唐以前的書籍都是用手抄寫而成的,書籍又稱爲書本。晚唐以後,由於雕版印刷術發明,遂將用雕版印刷的書稱爲「版本」,用手抄寫的書稱爲「寫本」。隨著雕版印刷的書籍逐漸增多,版本的涵義相對地擴大,寫本也包括在版本之内,版本成爲所有圖書的總稱。凡以製版時間、印刷地點、印刷技術、刻書機構、字體形狀、裝訂形式、内容增刪、校勘情沉等方面的差異,區分圖書爲各種不同的版本,這門專門的學問即叫「版本學」 。傅增,著名古籍收藏家。四川省江安縣人。

唐宋韻書

小韻首字下用反切(中國古代的一種拼音方法,用上字聲母來與下字韻母相拼,聲調則取下字的聲調)注出本小韻的讀音,並注明本小韻的字數。字的訓釋都極爲簡略,常用字大多不加訓釋。韻目次序大致相承不亂,僅入聲有一部分出現了參差。此書是以當時的洛 陽音爲主,酌收古音和其他方音。雖不盡完備,但其分韻較前代諸家韻書更爲精密,唐初被定爲官韻,成爲「臨文楷式」,影響歷久不衰,堪稱唐宋韻書之本。另外,唐人李舟也著有《切韻》,書已不傳。 《雲謠集雜曲子》,俗寫作《云謠集雜曲子》,晚唐編成的敦煌曲子詞選集。現存兩種寫本,皆以「云謠集雜曲子共三十首」爲原題。斯坦因所獲品殘存十八首,伯希和所獲品殘存十四首,兩本相合去重見者二首,正好三十首。或謂「雲謠集」爲諸多民間詞作選集的總名,敦煌本所見三十首係其中「雜曲子」體作品;或謂「雲謠集」即此三十首詞集名,其名稱與傳説西王母曾爲周穆王吟《白雲謠》有關,「雜曲子」則是指所 用曲調及曲詞内容雜而不一。集内共用十三個詞調。據其内容推測,這些詞當作於盛唐,無選者和作者名,非出自一家之手。三十首中,寫娣女閨怨思情的二十六首,寫征夫厭戰的三首,寫祝福皇帝的一首。它們使用的語言質模通俗,感情眞挚,是唐代民間歌謠的代表性作品。《雲瑤集雜曲子》的出現,時間早於傳世的《花間集》(五代後蜀人趙崇祚編)、《尊前集》(不著編者姓名,相傳爲五代或宋初人編),爲研究詞的起源 ,形式和内容,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法式善,清蒙古正黃旗人,烏^濟氏,原名運昌,字開文,號時帆,嘗築梧門書屋,學者又稱梧門先生。乾隆進士 ,授翰林院撿計,擢國子監司業,遷祭酒,官翰林最久。性好詩,喜書畫,又樂於獎掖後進,京師學者名士多與之交遊。著有《清祕述聞》、《槐廳栽筆》、《存素堂詩文集》等。 周密,宋濟南一今屬山東省)人,南渡後,居吳興(今浙江省湖州市)。字公謹,號草窗-蘋洲、四水潜夫、弁陽老人等。早年隨父往來閩、浙,理宗景定年間,爲臨安府幕屬,後監和劑局、豐儲會,爲義烏令。宋亡不仕,居杭州,與謝翱、鄧牧相相往還,又與王沂孫、王易簡、李彭老、張炎、仇遠等共結詞社。其詞格律謹嚴,亦有感慨時事之作,爲宋末「雅正派」代表作家。生平廣交遊、富藏書,著有《草窗額語》、《草窗詞》、《武林舊事》、《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浩然齋雅談》、《雲煙過眼錄》等,又有所選《絕妙好詞》七卷,保存南宋文藝及社會史料甚多。

大乘佛敎經典

《大雲無想經》,又名《大方等大雲經》、《大方等無相大雲經》、《大雲密藏經》,一般簡稱《大雲經》或《無想經》。印度大乘佛敎經典。北涼^曇無讖譯,現存六卷,分三十七健度,内容宣説「常樂我淨」與「佛性」。另有竺佛念別譯的《大雲無想經卷九》,一卷。 《大雲經疏》 前後俱殘,以殘卷文義觀之,當爲武則天載初元年(公元六九〇年)所作《 大雲經疏》。卷中第一段歷釋《廣武銘》,蓋亦《洛水寶圖》之類,中有「千秋不移宗」語。第二段云「神皇臨馭天下,頻得舍利前開祥於光宅」,即《長安志》所云高宗儀鳳二年(公元六七七年)立光宅寺事。第三段引《孔子訐》和《衛元嵩訐》。該書係薛懷義與僧人法明取北涼^曇無讖舊譯《大雲經》,附以新疏,巧爲附會而成,盛言武則天爲彌勒轉世,當取唐氏而代之。 《寶雨經》:又名《顯授不退轉菩薩記》。印度大乘佛敎經典。通行本爲唐,達磨〈「磨」通「摩」,以下全書同)流支譯於武周長,-哥二年(公元六九三年),凡十卷。經文謂佛在伽耶山上大放光明,遍滿十方一切世界。故東方蓮花世界有一菩薩來禮拜釋迦牟尼,提出一百零二條疑問。釋迦牟尼針對每條疑問皆答以十法,答畢大地現六種震動,諸人衆歡喜奉行。另有兩種異譯本,分別是南朝梁,曼陀羅仙譯《寶雨經》,七卷;曼陀羅仙與僧伽婆羅共譯《大乘寶雨經》,七卷。三種譯本歷代《大藏經》均收入。與梁譯本比較,唐譯本多出一段:「爾時東方有一天子,名曰『日先』,乘五色雲來詣佛所。……佛告天曰:『我涅槃後最後時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滅時,汝於此贍部洲東北方摩訶支那國位居阿鞞跋致,實是菩,故現女身,爲自在主。經於多歲,正法治化,養育衆生猶如赤子。」這就是武則天稱帝時所謂的「佛記」。而譯者題名中領銜 的是「大白馬寺大德沙門懷義監譯」,说明唐譯本係由薛懷義授命達磨流支翻譯竄改而成。 《切韻》:中國重要韻書,隋,陸法言撰。成書於文帝仁壽元年〈公元六〇一年),共五卷。原書已佚,殘卷皆爲二十世紀初以來發現的唐初寫本和刻本殘卷。《切韻》收字不多,據唐.孫愐《唐韻》序記載,僅一萬一千五百字,依韻母及聲調而分爲一百九十三韻,計有平聲五十四韻、上聲五十一韻、去聲五十六韻、入聲三十二韻。各韻之内的字按同音關係分成數個小組,稱爲小韻。

上海商務

鄭振鐸在一九三〇年代出版的《中國俗文學史》中說:「關於倫敦的一部分(通俗文學材料),簡直還沒有什麼人去觸動它們,利用過它們。著者曾經自己去抄錄過一部分,所得究竟寥寥有數。倫敦藏的敦煌寫本目錄,至今還不曾編好,我們簡直沒有法子知道其中究竟藏有多少珍寶。」一九一 一八年九、十月間,鄭振鐸回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第二年,鄭振鐸運用敦煌資料發表了兩篇最早從文學史角度硏究敦煌文學的論文I 〈敦煌的俗文學〉和〈詞的啓源〉。同年,同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的向達發表〈論唐代佛曲〉。兩人曾就敦煌發現的俗文學相關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但材料的限制影響著他們討論的深入。直到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向達前往大英博物館調查敦煌遺書,才看到了更多的敦煌俗文學材料,俗文學的研究也才更深入地開展起來。 石印:用石材製版印刷。方法是以膠性藥墨把原稿寫在特製的藥紙上,稍乾,將藥紙覆鋪於石面,再揭去藥紙。然後用水拂拭,因有藥墨的地方,只接受油墨而拒水,沒有藥墨的地方則沾水而不沾墨,根據油與水不相容的原理,鋪紙平簾即複印成書。 王國維係秀才出身,不滿科舉帖括之學,麥加鄉試時「不終場而歸」,嚮往新學,卻因「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王國維初至上海,在《時務報》任書記校對工作,並爲馆主汪康年司筆札。業餘時至東文學社學習,獲創辦人羅振玉提攜獎進,此後即長期受其援引。王國維的長子王潜明後來娶了羅振玉的第三女,兩家遂又有姻親關係。 音韻學:亦稱聲韻學或韻學。漢語的每一個字音都有聲、韻^調三個要素。聲就是聲母,韻就是韻母,調就是聲調。漢代時所謂「小學」指文字學,後析爲文字、訓詁、音韻三門。音韻學是研究語言歷史音韻變遷的專門之學。根據歷代的語音資料,擬測各時期的聲母、韻母、聲調的可能值,並予以分析、比較、整理,探对它們的類別、流變及歷史上的分合異同,以作爲研究歷史語言者的麥考之用。其研究範圍包括古音、今音、等韻及現代音三科。漢語音韻學和漢語語音學(見後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語音學對發音要做許多細微的辨析,而在音韻學中,只有當它能起到辨析詞義的作用時,發音的辨析才成爲必要。

中國舊文學

逃亡歐洲的鄭振鐸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小說月報》主編鄭振鐸乘郵輪離開上海,前往法國。因爲在一封針對「四一 二」政變@大屠殺的抗議信中帶頭簽名而上了當局黑名單的鄭振鐸,只得遠走海外避難。然而正是在歐洲,他看到了伯希和與斯坦因捆載而去的敦煌,與沈雁冰〈茅盾)同是「文學研究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爲宗旨〉發起人的鄭振鐸,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經擔任《小說月報》主編的沈雁冰推薦,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兩年後接任《小說月報》主編,直至一九二七年逃亡法國。 雖然是亡命海外,但鄭振鐸已決心將其轉變爲一次學習和硏究的機會。在出發當天的日記中,鄭振鐸寫道:希望把自己硏究的文學,做一種專心的硏究:希望能走遍各大圖書館,遍閱有關中國文學的罕見之書,如小說、戲曲之類。至少「因了各處圖書館的捜索閱讀中國書,可以在中國文學的研究上有些發見」。 六月下旬,鄭振鐸到達巴黎。在六月三十日的日記裡,鄭振鐸寫道:「〔午〕飯後,同〔高〕元到國立圖書館,得到四個月期的長期閱覽券。仔細地看他們的目錄,頗有好書。第一次借出敦煌的抄本來看;這不是在大廳中,是在樓上『抄本』閱覽室看的(中國書都要在這裡看了。我借的是《太子五更轉》,沒有看別的書)。」此後在巴黎的兩個多月中,他多半時間在圖書館借閱中國文學中的「罕見之書」,並寫成〈巴黎國家圖書館中的中國小說與戲曲〉寄回國內,發表於同年十一月號的《小說月報》上。 九月下旬,鄭振鐸到達倫敦。一到倫敦,鄭振鐸便一頭扎進大英博物館看起敦煌遺書中的「變文」來了 ,來這裡查閱敦煌變文是他渴望已久的目標。有關鄭振鐸的傳記著作中曾描述他看閱敦煌卷子時的情景:「據說,當時不列顚博物館的善本部(編按:即大英博物馆的東方印本與寫本圖書部)還有一條規定,就是只准看、不准抄錄。這可苦了他,只好默默地背熟一段,然後走到吸煙室裡再記下來。一個人幹太慢了 ,他又動員老舍、〔朱〕光潜等友人來幫忙,輪流背誦與默寫。」這種故事雖然只是「據說」而不足信,但負責敦煌遺書編目工作的翟里斯態度不好則是事實。

漢語文章

胡適治禪宗史已有相當年頭了 。關於達摩,胡適認爲道宣的《續高僧傳》@最可信,伯希和則稱道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而不欣賞道宣,致使胡適懷疑伯希和看不懂《續高僧傳》的全文。胡適對伯希和的學生僅翻譯幾篇漢語文章,便可拿到像劉半農那樣的敎授還須拚命才能獲得的國家博士學位,覺得未免太容易了點;而伯希和則覺得中國的留學生大多只顧出洋鍍金,不用功讀書,甚至感慨「近代的中國靑年,不知中國」。對於伯希和攜去的敦煌文書,伯希和本人在莫高窟時曾將其中的漢文經卷部分編了五百號的目錄,胡適只讀了五十卷,便發現不少錯誤。他除了當面直言之外,更建議由中國學者整理分類編目。伯希和表面上贊成此議,並請其記下錯誤,以便改正。後來胡適果然用英文將筆記寫出寄去,而伯希和的目錄則遲遲未能完成。事實上伯希和編的目錄的確不怎麼樣。後來到巴黎編《伯希和劫經錄》的著名敦煌學家王重民指出:伯希和的編目工作潦草不堪,如兩面有文字的經卷,有時只看一面;有些長卷爲了避免展開或抄寫的 麻煩而看前不看後;有些則憑主觀判斷不予注錄。一 一是雖說伯希和是歐洲著名的漢學家,但閱讀和認識中國經、史、子、集四部書的能力有限,一些著名的卷子在其目錄中沒能反映出來。更爲不負責任的是伯希和將許多文書帶回家裡,丟失了許多經卷,到現在也還沒找到。到底丟失了多少,也就只有天知道了 。伯希和同樣將其所獲敦煌寶藏當做私產隨意送人,其中一件觀世音菩薩像,即送給了美國的大財閥摩根,摩根於一九二四年捐獻給了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在離開倫敦前往美國的途中,胡適立即給留英學生會的雜誌主任寫了篇看敦煌經卷的論文。文中的用意是,,「也許可以引起海外留學的朋友們的注意,也許可以勾起他們也到這破紙堆裡去掏摸一點好材料出來。」根據從倫敦和巴黎藏敦煌寫卷中找到的數種神會遺著(在巴黎發現三種《神會語錄》,在倫敦發現神會的《荷澤大師顯宗記》之原形《頓悟無生般若頌》^)及其他禪宗典籍,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四月,胡適在上海出版了中國禪宗史硏究劃時代的著作^《神會和尙遺集》(又名《荷澤大師神會遣集》〉。

闡發和提升

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他(指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國學者的泰斗,成績最大,影響最廣。我們談了兩點鐘,很投機。」兩天後,由伯希和陪同,胡適來到法國國家圖書館看敦煌卷子。此後的近一個月,胡適集中精力查找禪宗史料。 此時在桕林留學的傅斯年也特意趕到巴黎,探望當年在北大的老師胡適並看敦煌經卷。 胡適的心情是興奮的,即使在多年以後也能夠感覺到。「我到法國的時候,傅斯年先生聽說我在巴黎,也從德國桕林趕來。我們兩人同住一個地方,白天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看敦煌卷子,晚上到中國館子吃飯,夜間每談到一兩點鐘。……在巴黎不到三天,就看見一段沒有標題的卷子,我一看,知道要找的材料找到了 。我走了 一萬多里路,從西伯利亞到歐洲,要找禪宗的材料,到巴黎不到三天就找到了。」胡適的收穫也算是滿意的。他說:「在巴黎,住了三十四天,遊覽的地方甚少,瑞士竟去不成。然在圖書館做了十幾天的工作,看了五十多卷寫本,尋得不少絕可寶貴的資料,總算不虛此一行。」 回到國內後,胡適對此做了進一步理論上的闡發和提升。這就是有名的〈整理國故^與「打鬼」I給浩徐先生信〉一文。他說:「這回到巴黎、倫敦跑了 一趟,搜得不少『據款結案』的證據,可以把達摩、惠能,以至『西行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給打出來。『據款結案』即是『打鬼』。打出原形,即是『捉妖』。這是整理國故的目的和功用。這是整理國故的好結果。」在巴黎,「中國新學術權威」胡適和「西洋治中國學的泰斗」伯希和有過幾次深談,胡適離開巴黎再度返回倫敦時,並請伯希和代爲關照影印事宜。伯氏則託胡留意禪宗在中國畫派上的影響。不久,在德國法蘭克福和英國倫敦,兩人又幾度一起出席會議,胡適還聽了伯希和關於中國戲劇以及中亞與中國之關係的學術演講。但從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胡適與正統巴黎學派的伯希和在學術風格和個人氣質上,並不是十分對路,兩人主要是學術上的過招。

大名鼎鼎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尙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學農的胡適,偶然讀到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報》當年的第七期,見有大英博物館東方印本與寫本圖書部的翟里斯根據館藏敦煌文書而寫的「敦煌錄」一文及所附原件影片。翟里斯的爸爸老翟里斯是英國漢學界執牛耳的人物,翟里斯父子的地位在歐洲漢學界可謂大名鼎鼎,但翟里斯的譯釋,在二十四歲還在學農業經濟的胡適看來「乃訛謬無數」。胡適對此感慨萬分:「彼邦號稱漢學名 宿者尙爾爾,眞可浩嘆。」隨即順手將其謬誤摘出,寫了 一個校勘記寄去。沒想到半年後,胡適收到了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寄贈的抽印本,正是翟里斯接到他的信後對《敦煌錄》做的重譯,發表在該雜誌一九一五年一月號上。胡適在日記裡寫道:「西人勇於改過,不肯飾非,亦足取也。」這是胡適在國際漢學界初露頭角之時。胡適決沒想到,這卻爲他在十多年後來倫敦查閱敦煌遺書時,埋下了伏筆。 剛到倫敦時,一則胡適要開會,一 一則胡適找負責管理敦煌經卷的翟里斯,幾次都沒有遇著。當胡適在法國見過伯希和,看過巴黎藏卷後,再回到倫敦時,終於見到了翟里斯。翟里斯對待胡適,應該說是前來查閱敦煌經卷的中國人中的一個例外。因爲不僅胡適能夠到大英博物館査閱,而且因爲胡適還要繼續開會,同時在各大學發表演講,所以有時還可在目錄中查到相關的卷子後,請翟里斯將其找出,待一有空就前去看閱。所以胡適在他的〈「神會和尙遺集」序〉中,將翟里斯大大地感謝了 一番。 然而,翟里斯對胡適也並非沒有保留。即使胡適只是看他想看的禪宗史料,一些最重要的也未能看到。多年以後,胡適回憶此事時說:「七個月之後,我在日本才聽說,日本學者矢吹慶輝先生曾在英國博物院挑一些敦煌寫本照了回去,其中有《南宗頓敎最上大乘摩珂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這一卷最古寫本,我當時竟沒有知道,英國博物院即大英博物馆)專家 (翟里斯)也沒有提起這一件最難得的寶貝。」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胡適在巴黎見到了伯希和。

學術風氣

資料是硏究的依據,資料增多,爲敦煌文獻硏究的進一步開展創造了條件。劉半農與羅振玉等截然不同的學術背景,促使他所錄的敦煌資料主要是民間文學、社會生活、語言文學的材料。這使硏究者開闊了眼界,爲此後的敦煌文獻硏究增闢了新的領域。由於學術風氣的改變,已有的和新增的「四部書」以外的敦煌資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我國學者從巴黎親自抄錄,並且得以出版公開利用。 胡適追査襌宗資料緊接在劉半農之後前往歐洲查閱敦煌經卷的,是北京大學國文系敎授、硏究所國學門的另一位導師胡適博士 。雖然同樣不是由政府或學校委派專門去査閱,但胡適卻是最早專門帶上相關資料,做好準備,前去歐洲查閱敦煌經卷的第一人。 一九二五年,胡適參加了皖系軍閥段祺瑞策畫的善後會議,並擔任中英庚款諮詢委員會中方委員。一九二六年,胡適參加在英國召開的中英庚款委員會會議來到了歐洲。他此行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查閱倫敦和巴黎的敦煌經卷。身爲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袖,已是中國新學術權威的胡適,正在撰著《中國禪學史》,寫到惠能亦作慧能,禪宗六祖時,心裡已很懷疑,,寫到神會禪宗七祖時,不能不擱筆了 。因爲世所留存的禪宗材料,多是宋代以後經過改造過了的材料,故而必須找到唐朝的原始資料,尤其得向敦煌所出土的寫本裡去搜求。 八月四日,胡適到達倫敦。除了開會、做演講之外,便是在大英博物館裡抄看敦煌寫本。十天後專門去巴黎查閱敦煌經卷,九月一 一十三日,又從巴黎回到倫敦,繼續開會和在大英博物館裡翻看敦煌寫本目錄。十一 一月三十一日夜,離開英國,乘海輪前往美國,胡適的歐洲之旅結束。 在倫敦,胡適帶著專門查閱禪宗史料的明確目的,兩度在大英博物館看閱了近一百卷敦煌寫本,同時受到了翟里斯的接待。幾年前,當劉半農想看看來自自己國土的敦煌經卷,找陳源向翟里斯介紹時,曾擔心不被接待。而身爲中國新學術權威的胡適又爲何被接待?原來他們之間早有過「文字交」。